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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地方法院类似的案例，如有法院直接引用了前述最高院两个案例中的裁判理由，但稍有改动，还将这种自愿抛弃权利保护之后再行实施诉讼的行为，明确地定性为滥用诉讼权利。

只要这些隐私政策不存在欺诈或显著不合理的情形，那么个体所拥有的信息权利就是网站所公示的权利{3}。目的限定原则的这一规定在前大数据时代有其较强的合理性，因为在前大数据时代，信息或数据往往是孤立的，对于数据价值的运用往往通过抽样或单项数据的分析来完成。

1977年，隐私保护学习委员会在提交给美国总统卡特的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了公平信息实践，设定了数据保护系统的三大目标[5]： （1）在个人对档案储存机构的期待和机构的实际做法之间保持平衡（最小化干涉性） （2）对于档案储存的操作，应尽可能减少个人的档案信息成为导致对其不公平的渊源（最大化公平性）。同时，对信息控制者施加某些责任也未必符合大数据的基本特征，不能恰当地利用与保护个人信息。相反，在甲型H1N1流行前两周，谷歌就准确地预测了H1N1流感爆发的范围与传播的趋势，并且其预测性精准到了州。网站或机构并不能通过和个人进行谈判或合约而宣称个体放弃了此类权利。但比起OECD，APEC增添了一项预防损害的原则。

欧盟于2016年制定并于2018年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可谓是公平信息实践在欧盟法中的最新体现。至于信息控制者在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与流转过程中是否真正考虑到了个人信息泄露与滥用的风险，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信息控制者的首要关注点[35]。这或许也是德国公法对诚信原则从私法领域移用于行政诉讼法存有忧虑的原因之一。

[72]参见卢超：行政信访法治化改革及其制度悖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11页。注[7]，王贵松文，第144页。[29]参见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86页。法院很可能是在确认原告利益已得到合理的补偿，其违反承诺再行起诉的确是出于恶意，才有底气否定其诉权。

[39]对此，王贵松教授持认同态度，他以最高院的案例为例证，指出放弃诉权后再行起诉有构成缺乏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之虞。[43]参见注[42]，胡芬书，第386页。

[39]参见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1行申2号行政裁定书。因此，法院对待涉及息诉罢访协议的案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协议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效果是否符合公平正义作出独立于行政机关判断的审查。[36]持实体抗辩效果论者，视诉权的抛弃为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的抛弃而非起诉权的抛弃(尽管现实中不起诉契约中的不起诉往往就是指字面意义上的不起诉)，因此对其起诉法院仍应受理，而在实体审查之后可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73]参见何海波：一次修法能有多少进步——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回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40页。

当案件不涉及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或合法性已有定论，司法审查因而侧重损失补偿或赔偿的审查时，基于高效地解决行政争议考虑，当事人所作的诉权处分对法律程序则具有相对更显著的影响。[35] 第二个问题，学者的观点可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一，认为诉权既已抛弃，法院就不应进行实体审理，当驳回起诉。[20]参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2行终101号行政判决书。[58]若是以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相分离为讨论的前提，那么诉权处分径可纳入诉讼要件的审查范围，[59]在案件受理审查之后，认定原告抛弃诉权后再行起诉的行为已达致诉权滥用的程度时，再以驳回起诉的方式应对。

[12] 2.法院回避对息诉承诺涉及诉权处分的问题作出解说，而是根据息诉罢访协议及相应的履行情况，确认当事人不满足起诉的法定条件，使得裁判理由在形式上不谈论诉权处分的情况下，客观上确认诉权处分的效力。(二)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独特性 与近年来尤为突出的诉权滥用问题类似，对于因当事人在事前抛弃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之后再行起诉的，法院应如何处理，我国实定法上的确没有直接的规范依据。

［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5页。[31]参见张卫平：论民事诉讼的契约化——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作业，《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81—82页。

[8]总体上看，司法实践中对诉权处分的处理方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就行政诉讼领域而言，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借助达玛什卡的这一分析框架，取得了诸多富有洞见的理论成果，如汪庆华：中国行政诉讼：多中心主义的司法，《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43]此外，德国行政诉讼法认定诉权滥用也较为谨慎，法院不能在滥用诉讼权利的名义下，草率地限制对某些令人讨厌的公民的法律保护，并由此刺激他们真正地成为那种争强斗狠的刁民。章剑生：行政诉讼中滥用诉权的判定——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评释，《交大法学》2017年第2期，第170—173页。这对于行政诉讼监督行政和解决纠纷两个制度功能的实现都是不利的。[20] 3.基于息诉罢访协议和相应的履行情况，确认当事人的损失已获填补，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而回避对诉权处分的解说。

王贵松教授将诉权的抛弃视为缺乏权利保护必要性的情形之一，不过，诉讼权利是否已经被放弃，在德国行政诉讼中是作为单独的一般适法性要件而存在的。本文在上述数据基础上，从涉及息诉承诺的行政案件(包括国家赔偿案件)裁判文书中，筛选出法院对息诉承诺直接作出解说或认定的案件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并归纳我国行政审判中法院对息诉承诺及相关诉权处分问题的处理方式，提炼出行政法上诉权处分的司法审查进路，然后结合我国行政审判的独特个性，尝试从制度功能角度进行解释和架构。

然而，实践中还存在大量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息诉罢访协议，实际扮演着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行政诉讼的纠纷解决制度功能。实际上，晚近的诉权人权观，或称接受裁判权利，表达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提起诉讼。

[54]而在行政诉讼中，意思自治需要受到相对更严格的限制。[29]另一方面，主张诉权可得自由处分的观点，往往将诉权处分视作私法行为，更有学者明确指出，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事司法实践会将诉权视为绝对的、公法上的权利。

[5]内蒙古‘吸毒男子被击毙：政府赔偿160万，家属息诉罢访，载澎湃网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09542，2018年2月26日访问。就此而言，日本学者新堂幸司的观点是具有启发性的，他认为诉权处分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判断有效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已穷尽解决纠纷的努力。学者卢超作了一个很好的比方：行政复议、诉讼、信访等犹如柜台上的商品，是否能够获得公众青睐，更多还是取决于自身的质量竞争优势。[64]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委赔监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陕西省商洛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10行赔初2号行政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76号国家赔偿裁定书。

达玛什卡借助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抽象出法律程序的两大基本功能：纠纷解决和政策实施。最高院明确提出诉权抛弃的两个案例中，法院虽然认可权利保护可合意抛弃并将其作为裁判理由之一，但在此之前还有原告(再审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定申请期限安置补偿权益已经依法得到保障因而明显缺乏权利保护必要这两项更强有力的裁判理由。

1.直接对息诉承诺涉及诉权处分的问题作出明确认定，认为当事人对诉权所作的处分乃权利保护的自愿抛弃。得到认可的行为既有争议发生后的责任承担方式，[50]有争议发生前但实属合法的行政行为，[51]但也有争议发生前实属违法的行政行为。

[46]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德国行政诉讼中的适法性审查并非纯粹的形式审查，而包含了实质审查。其次，对于当事人违反息诉承诺、抛弃诉权后再行起诉存在明显的滥用诉讼程序恶意的，应借由诉权滥用管道来认定，从而否定其起诉权。

我国的行政诉讼本可借力立案登记制改革将诉的三阶层要件析分开来，但现实中法院仍然将本该后置的诉讼要件乃至本案要件植入起诉要件的审查之中，导致立案难度上浮与立审分离弱化。二、理论检视：行政法上的诉权处分 (一)行政诉权与权利保护必要性 对于行政诉权能否被处分、如何处分的问题，目前学理上鲜有述及，已有的研究大致有两个理论切入点。[27]然而即便如此，基本权利的自我设限乃至抛弃，也并非完全封闭的禁区。[66]我们不妨以达玛什卡关于法律程序的政策实施和纠纷解决两大理想类型，来对这一问题作更为抽象的分析，[67]以期构建出一种更具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诸多制度设计，都可以按照这一框架进行定位。[55]尽管不少学者提出，应当将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导入到行政诉讼中，构建行政诉权滥用的判断要件，[56]但一如上文所述，原告再行起诉违反诚信原则的表象下，存在着协议确有不公的可能。

法院此处所谓丧失了诉的利益，是为了论证原审以不具有利害关系而驳回起诉的合理性，[14]从而迂回地在客观上否定其诉权。但从目前我国实际的行政诉讼制度结构来看，在我国仍以起诉条件覆盖诉讼要件乃至本案要件、尚不具备上述诉讼要件辩论环节的情况下，采诉权抛弃的实体抗辩效果可能是更为渐进稳妥的方案。

诉权处分须以明示方式为之，默示的诉权抛弃对诉讼程序不产生任何影响。而且因其判断标准的模糊、考虑因素的复杂，应进入案件的审理之后再作出判断。